2017-03-28 郭可坤律师
在美国可以找到大量经典的正当防卫判例，类似于欢的案件，可能早已被无罪释放，但为何我国法院判下如此重刑？
很多人都在问：法院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？为何我国法院认定的正当防卫的案件少之又少？
有人在统计了我国最近三十年和“正当防卫”有关且致人至死的近百宗判例之后，得出结论：只要使用了刀具这类具有伤害能力的人造器材，几乎就没有成功判决“正当防卫”的例子。
中国老百姓注重杀人偿命，于欢背了一条人命，两人重伤，若法院认定于欢正当防卫，不构成犯罪，可能对死者家属无法交代。所有可能的正当防卫案件中法院都存在这种顾虑。
此外，中国法院不愿认定“正当防卫”的根源可能在于不能授予和开启非暴力机关行使暴力的合法性，这是写在宪章里的逻辑套环，即马克思所界定的“只有国家才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关”。
再来看看两大法系对正当防卫的认定。大陆法系的理论强调“客观说”，就是对于不法侵害的事实认定必须遵循客观原则，倘若施害方不构成客观条件——比如强奸未遂之后已经处于“提起裤子”的状态，或是像于欢案这样死者的猥亵行为实际上没有到达危害性命的程度——就基本上无法履行“正当防卫”的权利。
而英美法系相对而言普遍选择认同“主观说”，在考虑到理性第三人的附加因素之后，会酌情采纳防卫者的主观情绪，比如美国就有大量的判例，遵循这种“我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”的证词，在出现私闯民宅的事件中，房主可以实施“绝不退让”的义务，直接击毙对方而免除罪责，而不需要客观证明对方是否真的会对自己造成伤害，因为普通人不拥有上帝视角，无法预测闯入者接下来的行为，他有充足的恐惧行使自卫权。
如，奥克拉荷马州发生的一起致命的枪击事件中，一位年轻的母亲麦金利开枪打死了一个试图闯入她家的歹徒。警方到达现场后确定，麦金利开枪打死歹徒马丁是正当的自卫行为，地区检察官也没有对她提出起诉。麦金利本人对媒体表示，她对开枪打死马丁并不后悔，因为为了孩子的安全，她必须这么做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另外一名同案犯斯徒沃特虽然没有任何枪杀行为，而且案发后也主动向警方自首了，但是，地区检察官还是以一级谋杀罪起诉了他。
另一个案例，1921年一个叫布朗的人曾两次被赫米兹用刀子袭击，一天，赫米兹再次提刀攻击他，布朗跑向自己脱下的衣服，从中拿出手枪，连击四枪，打死了赫米兹。初审法院认为布朗既然可以去拿枪，自然也可以逃跑，所以他的正当防卫不成立。然而，霍姆斯大法官挺身而出，说出了一句名言：“面对一把举起的刀，不可能要求一个人进行冷静的思考。”
也就是说，受害人没有义务从他有权待的地方撤退。这也就意味着，一个人即便有退路，他也可以选择维护自己的尊严，以回击的方式制服对方。
美国还有一个经典的正当防卫判例——詹尼斯杀夫案。
詹妮斯跟老公感情不和，两人经常吵闹，乃至互殴，由于体力原因，通常是女方处于劣势。一天晚上，他们喝醉了后又发生互殴，詹妮斯再次挨打，当丈夫入睡之后，她越想越气，遂去厨房取刀将床上熟睡的丈夫捅死。按照中国法官的传统断案思维，这分明是所谓的“谋杀亲夫”，趁被害人睡梦中而将其杀害，这是典型的情节恶劣的故意杀人行为而不是自卫。而在美国，按照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，是不能要求当事人一直采取所谓的“超然冷静的思考”。主审法官因此得出结论，一般受家暴的妇女，她的反击行为并不能以一般人的经验来判断符不符合正当防卫，而是以受虐妇女的经验作判断。
在正当防卫案件认定标准方面，美国刑法最大特点是，法律强调尊重人性，人性不受制于法律，所以会反复推敲当事人的处境和状态。
笔者纠结的是，中国要认定一起正当防卫很难很难。原因有以下方面：
其一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有区别的。中国强调公权力的保护，私力的自我救济行不通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设立，担心的是出乱子。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严格管理方法不能深变。当然，与本国的现实严防性有一定的关系。
其二，法律人对法律的理解有一定区别。一般认为“法律是用来强人所难的”。所以立法人对“正当防卫”制定了比较苛刻的条件，这些条件，刑辩律师代表百姓人家是难以接受的。
所以，我们希望法院根据事实和大陆法系。减轻或免除处罚！
联系我们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