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诉讼中各方关系的掌控

刑事诉讼是一种多方互动的博弈，参与方各有立场、围观者各有想法，均能影响案件结果。辩护律师如果把刑事辩护当作一个认定事实、适用法律的简单过程，是无视司法现状的，不利于有效辩护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平面化地对待刑事诉讼所面临的环境。

刑事诉讼是多方参与的互动博弈，其结局受多方参与者的影响，因此策略十分重要。刑事诉讼中各方关系如何掌控？

一、辩护人律师与当事人

第一，选择当事人是案件的第一步

对一个辩护律师而言，对于当事人以及案件的遴选是十分重要的，我们不可能不管是什么案件，不管当事人有什么诉求都接受委托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是进行有效辩护以及树立刑辩律师专业尊严的第一步。如果对于客户、案源都不加以遴选，什么案件都去接，那么在后续的工作中，对当事人的一些不合理要求往往难以拒绝，这往往也是导致律师出现一些错误，以及爆发风险，甚至是形成无效辩护的重要的诱因。

第二，不应当把当事人作为假想敌

在接受委托决定选择这个案件之后，一定要注意不应当把当事人当做我们的假想敌。在很多老律师给青年律师培训的时候，总是强调我们律师的第一个敌人是当事人，我想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。一个辩护律师如果跟当事人不能够“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”，双方不能够坦诚相待，就无法开展刑事辩护。因为在整个辩护过程中，很多重大的问题需要选择、判断，有些问题还需要承担一定的压力，如果在相互不理解、相互设防的情况下，辩护工作只能流于形式。

第三，我们辩护律师不要过度袒护当事人，不要过于粉饰当事人，必要时对当事人一定要说“不”。过度的袒护与粉饰，往往是形成无效辩护的重要原因，也是导致律师执业风险的原因之一。

第四，我们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、选择权，共商决策。在为当事人办理案件的过程中，如果擅作决策，对当事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尊重，哪怕再努力，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也是存在的。对于当事人而言，机会成本的选择过程，你一定要给予尊重。因为我们选择了一种方式，对另一种方式就永远丧失了机会，但是没有被选择的反而可能永远是相对较好的。因此，在办理案件过程中，要注意掌控与当事人的关系，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、选择权，共商决策。

二、律师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

提到对各方关系掌控的问题，我们肯定不能忽略司法机关。在这个方面，我觉得刑事辩护律师可能各有有不同的认识，但是很多律师的方法、态度也不尽准确。我个人认为，和司法机关关系的掌控主要分为三个方面：

第一方面，不要苛刻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摆脱自己的立场，实现空洞的公平、公正。因为我们的刑事诉讼体制决定了诉讼参与各方各有其立场，各有其职责，利害得失各有不同。比如公安机关破案率的要求、公诉机关对于无罪率的考评，都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切合实际的影响。因此，如果要苛求他们实现空洞的公正，往往是对客观情况的判断不准确，也就是我前面所谈到的，我们不能平面化地判断刑事诉讼的工作环境，而是要立体化地考虑到每一方的利益得失，这时才能准确地预测自己的方案。

第二方面，不要妖魔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。虽然目前的制度被异化，刑事诉讼的目标因为考核等因素而异化，但是并不代表司法机关工作者完全丧失公平、公正的立场和地位。司法机关的内容考核，会导致办案人员有其单位立场；但办案人员从其个人角度，他也是法律工作者，对于公平、正义并不是没有了解，而是基于职责所迫。孙子兵法称： 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”就是说，如果首先通过正常沟通能够解决的问题，我们不一定非要通过极端对抗的方式来解决。

第三方面，了解不同诉讼分工导致的角色差异，理性对抗、理性沟通。当然，公、检、法机关又各有特点，侦查部门、批捕部门、公诉部门、一审法院、二审法院各有其偏好与诉求。那么在后面阶段性技巧中，我再谈这些问题。

三、辩护律师与证人

在各方关系掌控的问题上，我想还要谈一谈证人。实际上在刑事诉讼过程中，对于律师取证以及律师与证人之间的关系，往往被简单化地掌握，要么就是律师对于证人敬而远之、避之不及，要么就是不计后果地进行取证，这样对于案件的解决或者律师风险的防控均是不利的，应该要准确掌握与证人的关系。

首先，在我们的刑事诉讼中，证人的角色实际上本身十分尴尬。尤其是在职务犯罪案件中，他难以改变自己的证言，因为一旦作出一个证言，如果改变的话，往往会陷入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。

第二，在取证问题上，要严格控制与证人的距离。尤其是无罪案件，如果能申请证人出庭作证，那么最好申请出庭，辩护律师不要过多地进行直接接触，最好不进行直接接触。因为辩护律师一旦与证人直接接触，就容易被控方抹黑，证人对证言的改变，到底是基于律师的原因还是基于客观事实的陈述。由于证人面临的压力，他会把所有的风险和责任推卸给辩护律师，以及当事人家属，这样容易爆发律师风险。

第三，对于证人作证的问题，一定要注意不能强求。很多证人本身对于出庭作证有畏惧感，在当事人的要求或者律师的沟通下，基于强烈的要求与鼓励去作了证，但后来基于相应的压力又变换了自己所作出的证言，最终不仅不能解决案件的问题，而且还会对当事人和辩护律师带来额外的风险。

四、其他当事人（被害人、其他同案犯）

刑事辩护律师在各方关系掌控中，还要注意与案件其他当事人之间的关系。案件其他当事人包括刑事案件的被害人，以及其他同案被告人。

有时候案件的被害人未必与我们的当事人具有直接的利害冲突，有可能很多问题，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对于刑事辩护效果的实现有很大辅助作用。但同时我们辩护律师也要注意到，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往往富有攻击性。在很多案件中，被害人经过刑事诉讼的长期拖延过程，他的痛苦已经转化为一种目的性，包括通过一些极端手段获取较大利益。因此辩护律师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注意和被害人之间保持距离。

对于同案被告人，和我们的当事人有可能是利益统一的关系，也可能是利益冲突的关系。前一段时间，网上有提到多被告、共同被告最好从大所去统一寻找律师，认为有利于解决案件。我想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宣传和炒作，因为很多案件中同案被告是利益冲突关系，如果同一个所的律师去处理，我们律师把人家的权利义务均衡了，对于当事人未必是公平的。同时对于很多多被告的无罪案件，同一律所的律师介入之后，难以避免在案件和案情上有所交流，这种交流如果不适度，或者方法不妥当，也容易爆发法律风险，而且容易被人抓到把柄，导致刑事辩护的效果受限。

五、社会公众、新闻媒体

最后，各方关系的掌控问题，还涉及到律师和社会公众以及新闻媒体的接触。现在的很多刑事案件，无论当事人还是律师，通过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去披露案件，认为是追求公平、公正的一种辅助，这个我想要三思而后行。

第一点，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对于案件往往不是理性的判断，如果操作不当，可能适得其反。比如职务犯罪案件，有些案件披露之后，新闻媒体会从它的角度进行披露，往往会得出对当事人不利的说法。包括社会公众基于仇富仇官心理，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当事人可能喊打喊杀之声不断，反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被动。去年的南京虐童案就是这样，在案件披露、通过社会公众炒作之后，对被告人好像并没有真正起到申冤的作用。

第二点，和公权力机关争取话语权的时候，就更要注意。因为一旦社会公众披露之后，我们在话语权的争夺上，能力本身弱于公权力机关。并且，辩方一旦在新闻媒体披露中落于下风，就可能给司法机关一些声势上的辅助，甚至导致案情不可逆转。因为有些案件，不披露也许还有处理的空间，一旦披露就很难挽回。比如北京的李某某未成年人强奸案，披露其实是对案件的不可逆转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对于多方参与、各方影响的案件的刑事辩护，本身不仅仅是法律适用的问题，更需要在对各方关系的掌控上，采取不同的方法。